薪火招魂

1996年夏季的一天，笔者与北大王守常教授聊天，当谈到二三十年代中国大学教育和学术问题的时候，他说，最近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先生在清华旧图书馆偶然发现一批30年代人文学科毕业生论文，这些当年清华本科毕业生论文，其学术视野之广，足令当代学子惊叹，有的论文与现在硕士论文相比也不逊色。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反思的问题。从比较中看，当前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缺少一种学术精神和思想的宽松环境，同时，市场经济的冲击，对于物质利益的疯狂追求也波及到本应该清静的大学校园，有的学生不再有自己的专业追求，变得越来越实在、实惠，在急功近利的背后潜伏着一种危机，有报刊载：当前有些大学毕业论文水平之低令人忧虑，文凭和水平极不相称。如果将这些30年代毕业论文结集出版，公诸于世，对于当今学子能有所鞭策和激励的话，不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吗？于是立即与葛兆光先生联系，敲定了书的出版事宜。

葛兆光先生在序言中说：“教书与读书之间是知识和思想的授受，如火之传于薪，代代传续，那‘火’就是学术的方法和精神。”

《学术薪火——30年代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科毕业生论文选》（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的十一篇大学毕业论文，各有所长。其中，有长于考据且论述考证亦精当审慎的《有关云南之唐诗文》，为陈寅恪先生所称道：“近年清华国文系毕业论文中如此精密者尚不多见”；有调查翔实、资料俱全、论据充分的《北平市电影业调查》，其指导老师李景汉先生制订的“电影院调查方案”细致周到，纲目有序；有用毛笔书写、字迹清秀、形如碑帖的《滦州影戏述要》，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国学根底和认真治学的态度；有40年代就成为北平大学教授的吴恩裕先生所撰写的毕业论文《六朝人心目中之孔子》等等，这里不一一列数。1909年始，清政府用“退还庚款”在清华园设立游美学务处，创办清华学堂，曾先后选派三批留美学生，其中有梅贻琦、赵元任、胡适、竺可桢和姜立夫等。这些人一方面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回国后，他们都成为我国学贯中西的教育家和学术创建人，开创了中国在20世纪初国民教育和学术研究空前繁荣的新局面。梅贻琦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学校广延名师，聘请著名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时名师云集，群星灿烂，形成了清华大学的人才优势。北大校长蔡元培则把中国教育从“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教义中解放出来，致力于学制改革，提倡“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大力倡导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甚至不顾阻力聘请顽固守旧派辜鸿铭来校讲学，一时新学、旧学、左派、右派同时并存，学术研究之风极盛。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和亚当·斯密《原富》，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李大钊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入正式课程；胡适大力宣传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精神；王国维首倡德、智、美并行，为我国教育史上提倡德、智、体、美四育并重之始；复古派辜鸿铭力主尊孔读经，宣扬尊王尊孔，与林琴南、刘师培一起与新文化运动抗衡。蔡元培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也正因如此，才有布尔什维克和留着长辫子的封建复辟派在同一个校园里并存的可能，才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并推动中国社会向民主和科学的方向发展。